時間是晚上7點，檢傷站的護理師和我說明檢傷分類的介面，當一位病人進來病房時，首先要確認身分，詢問過去病史、旅遊史、打針藥物是否有過敏。體溫、血壓血氧測量是基本監控，如果有糖尿病患者，必要時還會再測量血糖。接著詢問症狀，檢傷的意義在於快速找出最須優先處理的病症為何，而非找出所有症狀。
判斷嚴重程度可以確認意識，或詢問疼痛指數（完全不痛是0分，痛到受不了是10分，請問你現在感覺是幾分？）但此種量化方式，每位病人的感受可能不一，通常會以表情來判斷。舉例來說，有位胸悶的青少年，敘述疼痛程度時輕描淡寫，卻已經發生氣胸。《醫師不是神》這本書裡曾經提及，到美國醫院就醫的亞洲婦女，大多害羞說出疼痛感受，會大幅忍耐且降低描述的疼痛程度。因此，疼痛程度可以當作一個分類依據，卻不能完全憑藉它去做醫療判斷。
病人依照檢傷分級標準做分級：紅（致命、立即處理）、橙（潛在致命、10分鐘內處理）、黃（無潛在致命但可能惡化、30分鐘內處理）、綠（穩定）、藍（穩定）。除了EMT送來的病患，大多數病人多被分類為黃板和綠板。有些病人的症狀其實隔天到門診也可以解決，卻因為想要快點接受治療來到急診，然而，在急診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得到最即時的治療。
約莫8點，檢傷站開始變得忙碌，嬰兒高燒嘔吐、小孩割撞傷、皮膚疹點、糖尿病過低血糖、氣胸、中風、psyche、車禍撕裂傷、意識不清……等等，面對各式各樣的病人，我才瞭解詢問病史和旅遊史的重要性。舉例來說，病人如果是老人，常常會說全身都痛，有些病人的家屬也會搶著幫病人回答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不是盲目地哪裡都問，而是可以根據病史作有系統性的詢問，比較容易找出問題。如果真的有不易找出病癥的，護理師會記錄下該病人，與醫師告知情況或做追蹤確認。
EMT送來的病患中，有兩位令我印象深刻，其一是一位中年婦女到院後，不斷大聲叫喊自己沒有病，不要給藥和打針，且咒罵丈夫無來由地把自己送到急診。起初我認為沒什麼異狀，但過了20分鐘，情況依舊甚至更加嚴重，此時駐警隊、志工也已加入安撫的行列，此時已經確認為psyche的問題，只能將病人約束起來。其二是一位車禍送來的中年男子，到院時已經不能意識不清，加上身上找無證件，EMT和志工只能從他手機通訊錄中聯絡家人來確認身分，但幾通電話後，聯絡道的家人卻好像都沒有這個人一樣，名字講不清楚，也沒有到院的意願。遇到這樣特殊的病人，我看見EMT人員、駐警隊大哥和志工都動身起來合作，整個檢傷站像一個團隊，各司其職，且不會自亂陣腳。
因為檢傷站只有兩位護理師，儘管有志工協助，面對持續湧入的病患依然顯得有些分身乏術。我看見做在等候區上的病人，臉上盡是焦急、難受的神情，緊緊望著檢傷站的護理師。我突然想起開學後不久的夜晚，我也曾經因酒燒不只而做在等候區的以上，記得當時自己實在是痛苦難耐，依然等待將近1個鐘頭才見到醫師；如今易地而處，我才發現比起自己當時的症狀，急診區需要搶先處置的病患遠遠多於我的想像。
然而，因為曾經等待過的經驗，我能理解病患進到急診，最希望能有人馬上替自己或家人做檢查和問診，看著兩位忙碌的護理師，我鼓起勇氣到等候區向一位中年男子打招呼，告知先替他量血壓。過程中我試著詢問他哪裡不舒服，但他不發一語。旁邊的是一個媽媽帶著男孩，男孩的神情還算平和，就體型判斷應該還能用一般的血壓計測量，當我也試著詢問病症時，媽媽用著質疑的神情望著我說：你是醫師嗎？ 當下老實說我有點震驚，我並沒有想要以醫師的角色去詢問，純粹只是想釋出關心。曾經一直和自己承諾進入臨床後要視病猶親，此刻的我不僅生澀，甚至有些畏懼，不敢靠近，不敢開口。
時間來到9點，湧入的情況似乎沒有停止的跡象，量血壓的動作稍微熟悉了一些，卻一直找不到機會和病患說話。一位媽媽突然拉著我的手臂，帶我到他女兒面前，指著她腫大的腳部，開始一連串的述說起女兒哪時候開始腫、現在該怎麼辦……等等，看著那位媽媽焦急的臉，我花了一段時間才意識過來她把我誤認為醫師了。我沒有打斷，靜靜地聽完，然後坦承我目前只是學生，只能先幫你量體溫和血壓看有沒有異常，我請媽媽不要過度擔心，如果等待過程中有突然變很不舒服再和我說，我會轉達給護理師。這是第一次，我感受到白袍的重量，當病人來到醫師面前時，是把自己完全交到醫師的手上，現在我可以用還是學生的理由，幾年過後同樣站在病人面前，我就必須肩負起這個責任，且責無旁貸。
想以不帶有太多情緒的文字描寫，每句話卻像畫面一般鮮明，然而，這卻只是去年12月中，一個極其平凡的急診日子裡，我所經歷的跟診日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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